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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序古诗？
竹序有关诗句，例如：“檐前竹树有中色，四序不改长青青。”
出自：强至 《通判国博中斋诗》
出处语默皆时中，措诸万事无侧倾。
有时宾至相与乐，咏歌亦作中和声。
檐前竹树有中色，四序不改长青青。
公今一州贰守政，千里犹变中庸甿。
作者简介：强至，字几圣，杭州人。 仁宗庆历六年进士，充泗州司理参军，历官浦江、东阳、元城令。
杭州有普陀寺吗？
普陀寺不在杭州，杭州历史寺庙是灵隐寺
在中国，普陀寺一般指南普陀寺，南普陀寺是厦门著名古刹，居于鹭岛名山五老峰前，背依秀奇群峰，面临碧澄海港，风景绝佳。五代宋初，即有高僧依山结庐梵修。明季扩建殿堂，规模初具，清初重修，始改今名。
史
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末五代，初称泗洲院。北宋僧文翠改建称无尽岩。元废。明初复建，更名普照寺。明末诗僧觉光和尚迁建于山前，殿堂院舍齐备，住僧常达百余众，清初又废于兵祸。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4 年)，靖海候施琅收复台湾后驻镇厦门，捐资修复寺院旧观，又增建大悲阁奉观音菩萨，并以之与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相类比，更名为南普陀寺，此后数百年来，经历代主持景峰、省己、喜参诸和尚多次重修扩建，至民国初年，已构成三殿七堂俱全的禅寺格局，成为近代闽南最具规模的名刹。
水映花面花映水，柳延河堤河延柳！推敲一下：延和沿哪个更好？
延字更好。柳延河堤河延柳，延字一方面更能反映河堤之长，柳条婆娑摇曳在视觉在上将河堤拉长，更有意境，另一方面河水呼应着，仿佛相邀柳枝一起，跃动呼啦。而沿字就相对少了一些神韵。
上句“水映花面花映水”——流水娇花相映衬，流水自淙淙，花姿独婀娜。花香迎面惹人醉，流水缠绵绕心魂，自然天成，温婉静好。
上句美轮美奂。下句，柳延河堤河延柳”中，用“沿”字好，还是“延”字好呢？先看这两字字义的不——“沿”者，边岸也。“延”者，延伸也。
用“延”字的诗意是——如丝绦般的垂柳沿着堤岸生长，轻软的柳条随风轻轻舞动，似乎把河岸拉长了。而淙淙流淌的河水似乎也把柳树延伸了，满眼的绿意盎然，垂柳与河堤相互珍惜，相互扶持，相互成全，构成了一幅静谧悠远的美丽画卷。
如果用“沿”字，诗句的解释就变成单纯的柳树沿堤岸生长，缺少了延绵悱恻的韵味，过于直白，缺乏美感。
因而，我倾向于用“延”字。
宋向金纳岁币，保持了国家繁荣昌盛和平并用贸易数倍赚回有错吗？
这个问题就不是对与错的事。而是民族气节与国家荣誉的问题。
如果非要按非黑即白的是非观来评述，那么宋收复金，整个版图都是宋朝，经济繁荣昌盛的同时也不用纳岁币，岂不是更好！这个做法才是最正确的！
这个问题，钱败是次要的，尊严、疆域才是重要的，宋向金称臣，交纳岁币，是代表汉族向女真示弱、投降的行为，南宋的软弱，是不被人民所接受的，是国耻。
双方签订的议和条件，完全是不平等的。这样的议和是以宋的卑躬屈膝，丧权辱国来换取的。
这种耻辱，绝不是一个经济繁荣能掩盖的。
- 一、代价
靖康之耻后，康王赵构南渡，在临安成立南宋王朝，虽然手下有岳飞、宗泽、韩世忠等诸多抗金名将，但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始终主张议和，并向金称臣。
之后宋孝宗即位，为岳飞平反，并组织过多次对金作战，可惜时过境迁，宋朝浪费了金国内乱的机会，要想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很困难了。南宋再次与金议和，交纳岁币。
之后，数十年，宋金两国一直和平相处，双方贸易额，屡创新高，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宋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变强。
但是不要忘了，经济繁荣的代价是宋向金称臣，割让一部分土地归金国。双方以淮水—大散关一线为界。是宋朝向金称臣，尊金国皇帝为叔父（后为伯父）。
经济的繁荣，付出土地及国格，这样的经济繁荣有什么值得夸赞？
- 二、荣誉
宋金议和，双方经济都出现复苏并走向繁荣。
但南宋的国家地位与人民尊严，在金国人眼里始终都是“弱者”。
宋的天朝上国地位，早已不复存在。宋始终都是以低姿态仰望金国。金国一咳嗽，南宋颤三颤。畏金如虎，着实可怜。
始终低人一等的南宋，除了手中有钱，其余已经一无所有。国家荣誉何在！
个人尚知“不食嗟来之食”，南宋对金的卑躬屈膝，委曲求全，实在是还不如一个乞丐。
- 三、繁荣
虽然宋太祖的“文强武弱”国策影响深远，可是南宋皇帝也太不争气。任用奸相，打击武将，严重冗官，军备懈怠。
有金、辽、西夏、蒙古等等强敌环饲，不是应该自强不息，励精图治吗？有压力才有动力啊！
可是宋皇却偏安一隅，无动于衷，一心只贪图享乐，丝毫未将国之重器放在心头。
宋朝经济看似繁荣，但百姓生活并不富足。贫富差距很大。
百姓疾苦，皇帝安逸，营造的虚假繁荣，何处值得称道？
结语
国家荣誉不容玷污，国家领土不容分割，这是大国的底线。
南宋用底线换来一时的虚假繁荣，肯定是不对的。
南宋的羸弱，根源在皇帝。皇帝不明，权臣不正，导致百姓受苦。
这与慈禧所奉行“量中华之武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行径又有何区别。
“唐贤重武功，宋儒尚气节。”孔孟之道传承到宋代以后，“华夷之辩”的思想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不幸的是，中原宋王朝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不得不放下高昂的姿态，花钱买和平，向啖腥饮酪的蛮夷之族贡纳岁币。贡纳岁币到底是驭夷之长策，还是自戕之鸩毒，我们先对当时形势做一番分析。
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中国内部军阀割据，王国林立，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也早已落入了契丹人之手，北方门户洞开，华北平原的领土完全暴露在契丹人的铁骑之下。此时的游牧民族已经不同于汉唐时期，他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农业经验，管治了大量的编户人口，随时可以兵锋南指，牧马中原。
宋王朝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在公元979年和986年两次主动出击，但都一败涂地。第一次战役宋太宗赵光义几乎被辽军俘虏，第二次战役他亲自冲锋陷阵，却身带箭伤仓皇而退。宋太宗两次御驾亲征彻底惹恼了辽国，公元1004年他们全面入侵宋朝。由于宋朝国都开封位于平原地带，辽国机动性极强的骑兵部队直逼城下，宋真宗仓促之间只得批准和议。和议规定：宋辽两国彼此以兄弟相称，宋朝每年向辽国赠与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
公元1038年，占据甘肃、宁夏的李元昊建立大夏政权，独立称帝。宋王朝称之为反叛，立即停止双方互市，并派大军征剿。宋朝连失城寨，屡战屡败，而且死伤惨重。战事迁延到1044年，宋朝人力财力耗费巨大，不得已又采取议和的故技，和西夏议定和约。从此，西夏国主在给宋朝的文书中自称“男”上书于“父大宋皇帝”，而在其本国内称帝如故；作为对西夏恭顺的回报，宋朝每年赐予西夏银绢茶叶共二十五万两匹。
之后南宋和金国的百年世仇就不用详细铺陈了，两次宋金和议已经说明了所有问题。南宋在金国的持续欺压下，也只得“搜检祖宗故事”，给金国大把撒钱，做一个乖巧温顺的“送财童子”。
宋朝之所以对周边政权屡屡采取和议政策，完全是不得已之举。赵宋王朝虽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但军事战略是其致命的短板。宋朝立国之初就遵循“重文抑武”的既定国策，战争经验丰富的武将不受重用，由文臣书生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处处拘泥于教条僵化的“阵图”。边境大军的粮草物资都要从遥远的南方千里转运，加之宋朝政府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职能重叠，政令上传下达迟缓拖延，经常出现后勤补给供应不上的情况。与之相反，辽、金和西夏刚刚从游牧部落转型为半农半牧国家，骑兵战术精熟，适合在平原地区大范围展开长驱横行；部队指挥简洁高效，后勤补给方便快捷，所以对宋作战优势明显。致使宋朝320年中，军事上始终是挫败和退却，只能凭借贡纳岁币换取暂时的和平。
从宋朝政府的角度来考虑，贡纳岁币也算是避免战争的上上之策。据历史经济学者考证，北宋时期，每年输送给辽国和西夏的银绢茶叶仅仅相当于宋朝两个县的年财政收入。这对于繁荣富庶、拥有一千多个县的宋朝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并且，通过和辽夏的互市贸易，宋朝获得的盈利也远超岁币的支出。然而，经济上的损失固然微不足道，但是政治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宋朝理学盛行，文人儒士最看重“夷夏之大防”。现在堂堂天朝上国居然向蛮夷输送金帛、称臣纳贡，真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所以，在整个北宋南宋时期，抵抗派与和议派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也是导致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宋朝向辽、金、西夏贡纳岁币，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虽然有失大国尊严，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权宜之计，至少保证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数百年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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